翻开沉甸甸的历史旧历,古人在岁月流转里寻觅良辰吉时的轨迹清晰可见。
从上古时期的星官仰观天象开始,先民就把日月运行的规律跟地上的农时、祭祀紧紧绑在一起。所谓黄道吉日,最初其实就是天体运行在黄道带上的特定位置,古人把青龙、明堂、金匮、天德、玉堂、司命这六颗星曜值日的时间,统称为黄道吉日。后世的历法官员进一步把十二地支、二十八宿以及建除十二神装了进去,逐渐演变成一套极其繁复的择日体系。大家翻开那些传抄下来的老黄历,目光所触及的,尽是古人试图避开灾厄、祈求平安的日子。
建除十二神在民间的流传面最广。这十二个日子分别是建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执、破、危、成、收、开、闭。民间流传的口诀把其中的吉凶讲得清清楚楚:建满平收黑,除危定执黄,成开皆可用,闭破不吉祥。老百姓不管是盖房子还是娶媳妇,都会先把建除十二神排布一遍。比如除日,古人认为这是除旧布新的好当口,适宜沐浴、求医、扫除宅院;如果到了定日,就适宜冠带、安床、祈福,把事情的基调平平稳稳地定下来;要是碰上了破日,地支逢冲,百事不顺,大家就会把手头的重要事务停一停,坚决不选在这天动土开工。
秦汉时期的择吉记录在出土简牍里保留了不少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日书竹简,把每天适宜做的事情以及不适宜做的事情记载得详详细细。官府征调民夫修路,或者将领率兵出征,都要依靠太史官推算出来的吉日行事。汉高祖刘邦在沛县起兵的时候,萧何就精选了祭旗的日子;汉武帝元封元年十月,汉武帝下诏举行封禅大典,太史令司马谈等人翻遍先秦典籍,鉴于星宿顺行的位置,把封禅的大日子定在甲子日。古人认为甲子作为六十干支的开端,象征天地开辟,气象更新,契合大一统帝国的庄重仪式。
到了唐代,贞观年间的太史令李淳风重新把浑天仪制作出来,并且编纂了极其精密的《麟德历》。李淳风把数学演算法引入天象测算,使得朝廷择日的准确性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。唐太宗贞观八年三月甲子,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宴请群臣,当天正是青龙值日、天德交会的天时。贞观二十三年,唐高宗李治即位,礼部以及太史局把登基大典的日子放在六月甲戌,这个日子契合了五行相生的推演。李唐王室自视老子后裔,推崇道家学说,在选日子的时候,不仅要看黄道神煞,还要把本命星宿的避忌考虑进去。唐代敦煌遗书里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具注历,上面清清楚楚地用红墨写着:某月某日宜入室、出行,忌针灸、哭泣。寻常百姓人家把这些条目抄在黄麻纸上,贴在灶台旁边,出门办事之前都要仔细瞧上几眼。
宋代对于黄道吉日的讲究更细致,甚至到了琐碎的地步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,朝廷为了迎接所谓的天书,钦天监官员前后推算了整整三个月,把天庆节的受书日期圈定在正月戊午。宋代市民阶层逐渐兴起,临安城里的瓦舍勾栏开张,或者绸缎铺子挑帘开市,商贾们都要找拆字算命的先生挑个好时辰。宋人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,汴京城里的富家子弟娶妻,男方必须先请媒人把两家的庚帖送到算命馆,算命先生依靠男女双方的八字,推算出纳征、请期、亲迎的具体日子。亲迎这天必须是黄道吉日,如果日子定在四离日或者四绝日,媒婆就会马上摇头拒绝,认为这种日子阴阳交错不稳,会把新娘子的福气冲散。宋徽宗崇宁年间修建延福宫,工部把破土的时辰选在五月辛卯,因为当天正逢天医星照临,工部官员认为这可以把工匠受伤的隐患降到最低。
明朝朱元璋在应天府建都,对历法推算抓得非常严。明洪武元年正月初四,朱元璋举行登基大典,正式建立大明王朝。钦天监在之前的大半年时间里反复推算,把开国大典定在乙亥日,这一天在建除十二神里对应着“成日”,寓意百事顺遂、大业告成。朱棣后来夺取政权迁都北京,紫禁城的营建历经十几年。永乐十八年十一月,北京宫殿正式竣工,朱棣把元旦朝贺的大日子定在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,钦天监奏报称,当天日月合璧,五星联珠,司命星镇守宫位,是不可多得的开国级黄道吉日。朱棣大喜,把负责排历的大统历官狠狠赏赐了一番。明代民间流行看《万全玉匣记》,这本书把许旌阳真人的择日法门收录了进来,里面不仅有开井、造磨、裁衣、剃头的日子,甚至把买猪崽、孵小鸡的日期都一一列了出来。老农选在立春后的亥日买猪,认为亥属水,水生木,猪崽容易长膘;选在未日修整羊圈,认为未属土,适宜牲畜安稳。
清代钦天监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算法容纳了进来,汤若望等人主持编修《时宪历》,把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划分得更加精准。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,八旗军队出征之前,康熙皇帝都要把宗人府、钦天监的大臣叫到养心殿,亲自敲定拔营起运的日子。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,御舟启程的时刻选在十月二十六日卯时,钦天监钦定的黄历上标注着:司命当值,吉神向旺,宜出行、登舟。乾隆皇帝是个极其讲究仪轨排场的皇帝,他给生母崇庆皇太后举办八旬万寿大典,把庆祝大典的起止时间严格卡在吉利干支之内。乾隆四十六年开馆修纂《四库全书》,第一部抄写完成送入文渊阁储藏的那天,内阁学士特意挑了一个天德贵人星值日的时辰,把装潢精美的书册抬进阁内,认为这样才能把皇室典籍保全千秋万代。
在寻常百姓的婚丧嫁娶当中,经典吉日的挑选自有一套严密的民俗法则。传统婚嫁讲究六礼,也就是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这当中请期环节最关键,男方负责把算好的大喜日子用红纸写金字送到女方家里,女方家看过之后如果觉得合适,就把这桩婚事彻底定下来。挑结婚日子不仅要看黄道日,还要避开所谓的红沙日、白虎日、杨公十三忌。如果某一天既是天德吉日,地支又没有冲克男女双方的生肖属相,而且还在农历的双月份,这种日子就会成为抢手的黄道吉日,一条街上往往能碰上好几抬花轿。新娘子跨火盆、进洞房的时辰,甚至要精确到刻,全福人把红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撒在床帐里,嘴里念叨着吉利话,认为唯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完全咬合在一起,小夫妻往后的日子才能过得红红火火。

造房上梁是古人一辈子的大事,在这上面的择日规矩甚至比娶亲还要严肃。建房首先要起基动土,工匠们会把罗盘摆在宅基地正中央,测准子午线,然后按照主人的八字推算动土吉日。动土那天,泥水匠把第一铁锹土挖起来,主人家就要把鞭炮放得震天响。到了上梁的那一天,规矩就更多了。上梁的日子必须选在成日或者满日,绝对不能选在闭日。时辰多半选在清晨太阳刚冒头的时候,寓意蒸蒸日上。木匠把正梁用红绸包裹好,两头挂上装满五谷杂粮的红布袋,还有铜钱跟毛笔。东家把准备好的猪头、整鸡、鲜鱼摆在供桌上祭拜鲁班先师,时辰一到,掌线师傅扯开嗓子大喊一声吉星高照,几个精壮后生就凭借粗麻绳把大梁稳稳当当地拉上屋顶。掌线师傅一边把糖果、铜钱从梁上往下撒,一边唱着上梁歌,底下的大人小孩抢得热火朝天,认为抢到上梁钱就能把全年的财气接回家。
商业买卖挑日子同样藏着不少门道。旧时大栅栏或者秦淮河畔的商号开张,东家提前一个月就把黄历翻烂了。开市的日子最喜欢选在天财星或者月德星值日的辰日或已日。辰在十二生肖里属龙,又代表水库,龙能兴云布雨,水在生意人眼里就是财;巳属火,代表着生意能够红极一时。开市当天清晨,学徒把铺面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整齐码好,掌柜的把红布蒙在招牌上,等到了正当时辰,掌柜的把红布扯下,伙计们点燃挂在长竿上的大地红鞭炮,账房先生把崭新的账册铺开,用狼毫笔蘸满红墨水写下开市大吉四个大字。第一笔交易哪怕是亏本卖,也必须利利索索做成,绝不能让买家退货或者讨价还价,生意人把这叫作迎开市财神。如果开市的日子选得好,往来客商络绎不绝,东家就会把这本黄历仔细收进保险柜里,认为这是店铺发家的祥瑞凭证。
出门远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也是一件提心吊胆的事。古人出远门赶考、经商或者上任做官,必须把出行日子的凶吉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出门撞上受死日或者往亡日,家里老人就会死活把行囊夺下来,坚决不让出门。古人信奉一句话:出门看老历,行舟看风讯。如果挑在开日或者定日启程,沿途驿站顺畅,水路顺风顺水。行人在迈出家门第一步的时候,还要讲究迈哪只脚,甚至要把脸先朝向喜神所在的方位作个揖,借此把沿途的邪祟晦气挡在外面。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常年在外面走南闯北,他们随身携带的小包裹里,除了账本、银票以及印章,总会塞着一本袖珍的崇祯历书或者通书,行船到了渡口,或者进山遇到岔路,都要掏出小本子翻一翻,鉴于当天的干支趋吉避凶。
祭祀跟祈福更是离不开黄道吉日。无论是皇家天坛的祭天仪式,还是宗族祠堂的春秋二祭,历法官员和族长都要把日期选在极为纯净的日子。皇家祭天通常选在冬至日,因为冬至那天阴极阳生,地下一阳初动,象征着天道循环的新开端。钦天监在冬至前半个月就把斋戒牌送进皇宫,皇帝把朝服换掉,搬进斋宫绝荤断酒,不理刑名事务,把身心调整到最沉静的状态。宗族祠堂祭祖多半选在清明或者重阳期间的吉日,族里的账房先生把公产田庄收上来的租米换成肥猪、烈酒以及纸钱,族长率领老少爷们按照辈分把香点燃,恭恭敬敬跪在祖宗牌位前面磕头。如果祭祀当天适宜祭祀的神煞没有归位,族老宁可把祭祖的日子往后推迟三天,也绝不敢在冲煞之日打扰祖先的亡灵。
这些黄道吉日的推演依据,归根结底来自古人对大自然节律的摸索。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社会,老百姓靠天吃饭,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,哪一步要是错过了老天爷的节拍,一整年的口粮就得打水漂。二十四节气把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划分成二十四个节点,指导农民什么时候该下种,什么时候该收割。黄道吉日的学说,实际上就是把节气农时、干支阴阳以及神煞迷信杂糅在一起的复合产物。有些讲究在现代科学看来纯属心理安慰,但鉴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简陋、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其有限,古人把避祸求福的愿望完全寄托在这套规则上面。遇到大事挑一个黄道吉日,至少能让当事人心里踏实,产生一种顺应了天地大道的积极心理暗示。
翻看那些流传下来的古代日记,文人墨客同样把择日看得极为平常。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被贬谪黄州的时候,在东坡开荒种地,他在笔记里就记着某天是良日,自己把麦种播进了泥土;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写剧本,开笔的第一天也要挑个吉日,在书房里点上一炉好香,摆上清茶,然后才展纸研墨;晚清的曾国藩打仗治军极其严苛,但他给老家写家书指导弟弟修整祖坟或者给子女订婚的时候,通篇都在叮嘱必须找当地最好的择日先生排八字,绝不可孟浪行事。曾国藩在日记里甚至把自己搬家进驻安庆大营的时刻精确记录下来,当天正是天德合气的大吉时,他把先人的牌位安放在帅帐中央,随后才把各路将领召集进来部署军务。
民间抄本《崇正辟谬通书》里记载了一个极为经典的黄道日子,那是清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。这一天干支排下来是丁未年、甲辰月、己卯日。根据历官推算,当天紫微星、天德星、月德星三合齐照,值日神煞是青龙,建除十二神正逢定日,并且卯木生发,四野逢春。按照通书的说法,这一天不仅适宜开市立券,更适宜起造安门以及远行结亲,是一年里少有的百无禁忌日。江南一带的县志里记着,当天松江府的棉布庄子一口气新开了十二家,苏州城里吹吹打打迎亲的花轿把十里长街挤得水泄不通,连河道里的摇橹船都被雇去接亲,红灯笼挂满了船头。老百姓争相挑在这一天把积攒了几年的大事全办了,生怕把这么难得的好日子给糟蹋掉。
除开这些大吉之日,古代通书里还密密麻麻标着各种平日以及凶日。所谓平日,就是平平淡淡,没有特别的大吉,也没有大凶,适宜做一些修补房屋、修整篱笆、清理沟渠之类的琐事。至于凶日,名头就多了去了,什么月破大耗、四废劫煞、天狗下食、雷公值日,光是名字就让人后背发凉。要是碰上五月端午这种恶月恶日,古人不仅不敢办喜事,还要把雄黄酒喷洒在墙角,把艾草菖蒲悬挂在门楣上,小孩子胸前还要佩戴五彩丝线缝制的香囊,用这些手段把毒虫恶鬼赶走。这套复杂的禁忌网络,把古人的日常生活规范在方方正正的轨道里,大家敬畏天道,行事谨慎,不敢有丝毫的僭越与轻慢。
古代钦天监每年在十月份要把下一年印制好的《大统历》或者《时宪历》呈送给皇帝御览,皇帝朱批准许颁行天下之后,礼部马上把历书发往各省布政使司,各省再分发到府州县学,最后组织书坊大量雕版印刷。到了腊月,各地的集市上最畅销的货物除了年画和红纸,就是这本薄薄的历书。有些买不起新历书的穷秀才,就拿着旧历书一笔一画去亲戚朋友家抄录。抄书的时候,秀才们把当年的黄道吉日用朱砂圈出来,密密麻麻标在页眉上,谁家要是有了动土盖偏房或者给孩子满月剃头的事情,就会端着一碗米或者几个鸡蛋登门向秀才求教,秀才把历书翻到那一页,摇头晃脑地指点一番,主客双方都觉得把这件事情办得妥妥当当。
这些老历书一代又一代传下来,封面都被主人的手指摸得发黑起毛。有一本清代乾隆年间的朱墨双色套印通书,里面在某个月破大耗日子的那一页上,清清楚楚沾着几点陈旧的墨迹,旁边用极细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:是日晨起大雨如注,后院山墙倾塌两丈,修筑不得,待乙卯成日再行补葺。这就是当年某位普通房主在倒霉日子里顺从历书戒律,老老实实把泥瓦工具收回厢房里留下的记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