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及学史之人与面相之术,世人常有误解,以为二者或有相通之处、史书卷帙浩繁,人物千百,若无识人之明,何以臧否人物,论断是非?这种看法,看似有理,实则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“观人”之道、学史之人,确实在不断地“阅读”人,但他们阅读的方式,与面相先生手中的罗盘、口中的诀谱,实乃云泥之别。
历史记载中,从不乏对人物容貌的描绘、《史记》之中,司马迁写刘邦“隆准而龙颜,美须髯”,写项羽“闻羽亦重瞳子”,这些描述并非简单的相术判断、太史公的笔墨,意在通过异于常人的相貌,烘托人物的奇特与不凡,为其日后的行为与命运埋下伏笔、这是一种文学性的塑造,一种基于结果反推的叙事策略、它服务于历史叙事,而非一套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预测体系、史家是在告诉你:“看,这样的人,后来做了这样的事、”而相士则试图说:“看,这样的人,将来会做这样的事、”前者是回溯与归纳,后者是前瞻与断言。
学史之人所锻炼的,是一种基于海量信息进行分析与洞察的能力、当他们审视一幅历史人物的画像,譬如晚清重臣李鸿章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,他们看到的,绝非仅仅是“额头高广”或“法令纹深长”所代表的权势与劳碌、他们看到的,是那双略显疲惫又深藏精明的眼睛背后,一个老大帝国在西洋坚船利炮冲击下的挣扎与图存;是那紧闭的嘴唇背后,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时的无奈与屈辱;是那身朝服背后,洋务运动的雄心与甲午战争的惨败、这张脸,在史家眼中,是一份活的文献,是时代刻在其上的履历表、每一道皱纹,都可能连接着一次具体的历史事件;每一个表情,都可能是一个特定心境的凝固。

这种“读脸”的功夫,根植于严格的考据与情境还原、史家必须明白,一张流传下来的帝王画像,多大程度上是画师的美化与政治宣传?一个文人笔记中对某权臣“鹰视狼顾”的描述,究竟是客观写实,还是夹杂了作者的党派之见与个人恩怨?他们需要将这张“脸”放回其所处的时空坐标之中,与书信、奏折、当时人的日记、乃至出土的文物进行交叉比对、这种功夫,是去伪存真,是剥离层层迷雾,探究那张面孔在特定历史瞬间的真实状态、它不依赖于“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”之类的抽象口诀,而依赖于扎实的证据链条。
面相之术,其内核是一种寻求规律与定数的玄学思维、它试图建立一套静态的、普适性的标准,将人的命运与面部某个固定的部位、某种特定的形状建立起因果联系、这种思维方式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土壤,因为它为变幻莫测的人生提供了一种看似可以把握的解释、历史的本质恰恰是流动与复杂的,充满了偶然与变数、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,是一个时代、社会结构、个人机遇、性格、决策等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、将这一切归结于眉眼鼻口之相,无疑是极度的简化,也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漠视。
学史之人恰恰是反“定数论”的、他们深知,即便如朱元璋那样的“奇骨贯顶”,若无元末的乱世,也终究只是一个乡野的游方僧、他们也明白,许多在史书中面目模糊的人物,其貌不扬,却可能在关键时刻撬动了历史的走向、历史教人最大的智慧之一,便是理解人性的多面与时势的无常、一个人的面容或许能透露出他的出身、健康、阅历乃至部分性格,比如长期劳作的人面色黝M黑、皮肤粗糙,养尊-处-优者则可能细皮嫩肉、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学与生理学的观察,与面相学说中的“富贵相”、“贫贱相”有着本质区别、前者是果,后者却倒果为因。
若问学历史的人懂面相吗?答案是,他们不懂,也无需懂那种以神秘主义为基础的相人之术、但他们掌握着一种更为深刻、更为可靠的“识人”之法、他们通过解剖一个人物所处的整个时代,来理解这个人物的表情与选择、他们能从一张静态的画像中,读出动态的权力关系;能从一段简短的容貌描写里,辨析出背后的褒贬与爱憎、他们所解读的,非关乎一个人的天命,而是那张面孔背后,一个时代沉淀下来的全部回响。